中國在六七十年代的基礎衛生和預防保健，曾經被世界衛生組織譽為世界奇跡， 能夠以極低廉的財政投入令嬰兒死亡率、預期壽命等指標大幅提升。 這些奇跡的背後是合作醫療的盛行和赤腳醫生制度的見效。開放改革後， 農村集體經濟的名存實亡，令農村基礎醫療和防疫和醫療系統出現嚴重困難。 國家財政在實行分灶吃飯後，每年的衛生醫療財政撥款，近85%投放在人口只佔35%的城市， 只有約15%用在佔全國人口65%的農村。

由農村鄉村集體辦的合作醫療由70年代覆蓋達90%農村， 到最近一次調查（1999年）僅有不足10%農村在辦。結果是除了少數國家幹部， 廣大的農村人口都要依靠最純粹的市場化醫療服務—所有醫藥費用全數自己掏腰包， 沒有風險分擔，也別說國家財政支持。

因病致貧、返貧已經成了農村扶貧的第一難題。問題在於醫療和防疫在很多農村地區都分開管理， 並出現了防為次、醫為主的局面。國家財政撥款不足， 於是放手讓各醫療以至預防機構創收營利，亂檢查、開大方等問題嚴重， 這再加上藥業商業化，令醫療費用急遽上升。根據衛生統計， 在90年代住院平均費上升了511%，而門診費用上升了625%，是收入上升速度的兩至三倍。

在邊遠落後地區，例如西北地區，一些傳染病、地方病、 寄生蟲病等仍然是十分突出的公共衛生問題。譬如已經列入國方重點防治的碘缺乏病， 在全國仍有近千萬患者，三分一以上在西部，而且大多是重症病人。 即使經濟條件不是極差的地區，由於國家對預防保健的投入大幅削減， 有關人員要「創收」謀生，於是如小兒麻痹預防疫苗， 應該國家支付疫苗的購買費和注射費，但是不少鄉鎮的村醫都幫助縣衛生院收取注射費和疫苗購買費。 另外，流腦、甲肝、流感、狂犬病作爲特殊的醫療服務，注射費用均未列入國家支付， 甲肝的疫苗購買費也由個人支付。公共衛生的知識和預防和健康教育工作的停頓， 代價是更高的發病率和更嚴重的病情。而醫藥費用的高昂又導致農民往往「小病拖、大病抗」， 結果是小病拖成大病，不少甚至陷入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惡性循環。 健康問題已經成了中國消滅貧窮的主要障礙。農村健康保障也成了中國滅貧的重要策略。

根據延安市民政局的統計，全市有24萬人口處於貧困狀態， 占全市農村人口165萬人的14.5%。全市農市平均收入為每年1800元。

根據延安市衛生局今年對農村居民健康狀況及醫療服務的抽樣調查， 該市農村居民兩周內患病率21.44%，慢性病患病率高達13.75%。但與此同時， 醫療服務的利用方面，兩周就診率僅3.61%，年住院率則為3.40%。 40%的孕婦産前不檢查，57%的分娩者在家中接生。 醫療需求與醫療服務利用比率的差距為何如此巨大，由88%的人要自費看病這點不難理解。 與1993年的國家衛生服務總調查中的兩周內患病率和年住院率者這兩個可比指標相比， 延安的兩周內患病率高出1.35個百分點，年住院率低1.5個百分點， 可見延安的醫療服務需求高出全國水平而醫療服務的利用狀況低於全國水平。

目前延安村的農村衛生體制及資源配置方式並不合理，資源浪費嚴重。具體包括以下四點：

鄉鎮衛生院多數經營效益低下，人員連基本工資都拿不齊。
鄉鎮衛生院和計生服務站重復建設，造成資源浪費。 鄉鎮衛生院有專業技術人員卻沒有較好的設備和診療儀器，而鄉鎮計生站有先進的儀器， 卻沒有專業技術人員。兩者互相爭奪市場。
村衛生室處於癱瘓狀態，合作醫療名不符實。鄉醫半醫半農，年齡知識老化，無力承擔農村公共衛生預防教育工作。
缺乏人才，後繼乏力。多數醫療人員是中專程度，還往往不能到崗到位。 主要原因是基層衛生單位效益差，待遇跟不上， 多年有聲望的和技術較強的衛生技術人員不安心工作，人才外流現行嚴重。

可以說，延安市的農村公共醫療事業正趨於瓦解，具體表現在：

未重視農民健康教育。基本上是以治爲主而不是以防爲主。 由於對於健康保健知識的傳播不夠，明顯對於群眾有益的鹽加碘的制度缺需要依靠工作人員的目標責任書， 以行政方式貫徹。
合作醫療解體。七十年代中期，合作醫療作爲依附集體經濟的農村福利形式， 在延安地區90%的村普遍建立起來，依靠村的集體經濟，發揮了重要的初級醫療保健作用。 近年隨著村集體經濟的瓦解，合作醫療也瓦解了，儘管政府倡導恢復， 但是未能解決資源來源問題，是政府要辦而不是農民要辦，所以各地的積極性都不高。 據近年的調查，延安市村級合作醫療僅存7.8%。
衛生投入不足，衛生事業總費用占國內生産總值市縣兩級分別爲0.29%和1%。 農村合作力量發展緩慢，農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問題相當突出。 農民看病難的問題十分突出，因病致貧的貧困人口增加，農村人口的健康水平下降。 入戶調查證明了這一點。